周子衡：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陷

　　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以前，中国城市中数以千万计的年轻学生被强制性地移民到乡村，城镇人口并未因此而提前“老龄化”，乡村也未由此获得任何的“人口红利”。70年代末更发生了颠覆性的知青大返城，就业安置成为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土地拆迁冲突。那时，中国人口远较今日“年轻”，年轻人吃穿不少，却没有工作干，没法养活自己，他们成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巨大“负担”。今天，情势整个地颠倒过来，老人成了巨大“负担”，养老被描述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最大困难。为什么文革知青一代人无论年轻时或年老后“总是”沦为经济社会的巨大问题?事实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在这一代人手中实现的……

　　每年春运，几乎所有的中国青壮年者都加入到全球最为壮观的季节性人口迁徙洪流中去，目的地几乎都指向老年人的居所地.而这些老人大多遍布于广袤的中国乡村，在那里，老人与孙辈“留守”下来，相依为命。长假期间，最令城里人担心的是，那些离城的“乡下人”能否够及时返回，如此店铺和工厂才能维系开业和复工，家中的老者和幼儿才得妥善照顾，城镇的服务和运转才有保障。长假过后，城镇便即刻恢复了年轻、自信，充满活力与色彩;乡村则留下将终老故土的老一辈人和一些撂荒的土地，孩子们一伺近于成年便会急匆匆地投入城镇的怀抱。城镇几乎永远是年轻的，而乡村则迅速地衰老。为什么麽总是城镇的“假”老龄化如此喧嚣，而乡村的“真”老龄化却这般肃杀呢?

　　人多好，还是少好?年轻人少好，还是多好?城里人多好，还是乡下人多好?这些个问题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形下，总是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部门之间往往有不同的意见或立场。

　　曾几何时，猛烈批判甚或无情羞辱“养儿防老”等陈腐观念，现如今，又在大谈特谈“家庭养老”与恪守“孝道”。这里抱怨养老的支出压力大，那里又讲扩大内需缺乏途径。一方面讲要提高居民收入，保障民生，另一面又要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以保持国际竞争优势。不遗余力地扩张城市经济的同时，又不愿财政覆盖“外来人口”的教育、医疗与养老.这里面便凸显了一个针锋相对的立场问题，亦即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立足点.如果把人当成了工具或手段，便自觉不自觉地堕入了有关人口经济命题的一系列巨大陷阱中去，进而在逻辑上有大反复，在政策上出现大差误。只考虑城市中的老龄化，忽视乡村中的老龄化;只考虑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乃至收紧而不是努力扩大财政养老的覆盖范围与提高其水平;只提高与确保少数族群的养老医疗，为之提供充沛的渠道与资源;而将更大范围的养老义务推向家庭与社会;只将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推动经济发展，而将全社会的养老问题视为经济负担，甚或挪用挤占养老支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都是在立场上出现了大堕落。

　　人的问题需要家庭、政府、社会、企业等诸部门来协调推进、共同解决。计划生育乃是在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诸方面进行政府干预的政策体系。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尝试控制人口，80年代将“计划生育”上升为“国策”，锁定了“一胎化”政策，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全面实现了“生育权的国有化”。由此，家庭、企业、社会诸方面只是在全力地配合与支持政府部门的计生政策体系，维护生育权的国有化。

　　当前，“一胎化”政策效果有比较大的衰变：一则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婚龄育龄都在不同程度地提高，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出生率也下降;二则“超生”面临事实上的松动，既包括政策允许范围的扩大，也包括计生部门干预介入时点的不断延后，这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黑户”，通过支付罚款，获得“超生合法化”。换言之，这部分的计生转变为“超生人头税”。鉴于计生工作指标考核的特殊性，罚款标准的不确定性，故并非支付罚款就一定可以通过计生管制，由此强制引产堕胎等人权侵害恶例依然时有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浪潮有可能全面松动“一胎化”的计生国策，家庭部门通过缴付“超生人头税”性质的罚款来全面赎回已国有化了的生育权，或为普遍的现实之选，但未来这并非一条坦途，甚或依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带来棘手的社会政治冲突。

　　回到经济层面上来看，中国的城市每年以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张，并吸纳1000万人就业。城乡二元经济撕裂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完整”图景——城镇化和工业化成为调节与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最有力推手。一胎化政策的实效也处于一个持续松动与变化的过程中。由此判断，老龄化带来的现实而又直接的经济冲击有二：城镇财政压力和乡村养老压力。由于政府财政更多地依靠土地，但是在土地收益中并没有为城乡养老做出足够的预留，国有企业的利润划转补充也非常有限，加之社保资金的管理效能和通货膨胀等诸因素，中国养老资金的缺口正持续放大.如果不增添新的、专项的大规模资金来源，政府养老独木难支，恶化开来，将引发长久的财政危机，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乡村养老部分事实上更直接地由家庭部门来负担，不仅支出压力大，而且乡村医疗养老等资源短缺，亟待完善相关设施。一个最为现实的途径就是土地制度要作相应的调整，使农村社会和农村居民能够在土地收益中得到长久地保障。

　　中国的人口现实是，让一些家庭少生已经很难做到了，让更多的家庭多生则更困难。生育权国有化的实效不断下挫，生育权最终要回归家庭，这意味着罚没收入的大幅下降，但不意味着人口顺势大幅攀升，也不意味着人口结构将长期趋於年轻化。简言之，老龄化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老龄化直接冲击的是政府财政体系，政府部门是丢不掉、减不轻这个责任的，反而，这个责任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这就要求政府全面转型为公共财政，扩大财政收入的来源(拿出家底并增加负债)，变“推动经济增长”为“维系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

　　日本经济社会既“富”更“老”，老年经济被称为“银发经济”。它拥有数以万计中国“研修生”，照顾日本老人。当中国出现“民工荒”而工资上涨时，日本方面非常紧张，担心大量“研修生”回国，如此便会瓦解其“银发经济”，动摇其经济社会的稳定。在应对老龄化冲击中，如此富裕的经济社会尚且如此“脆弱”，中国自当更加务实而谨慎，须绕开三大陷阱：多生孩子、家庭养老、城市优先。